对知识分子若干问题的反思
——访许纪霖
 人物素描：赵和平 |
本报记者包霄林
问：这些年来，您一直从事知识分子问题研究。您觉得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特点，什么样的人可以算知识分子呢？
答：广义地说，有知识的人都可以叫做知识分子。但我觉得，知识分子应该体现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关怀和责任，兼备学者和思想者两个身份。这两个身份并不冲突，但在精力分配上肯定会有矛盾。
问：前几年思想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，很主要的内容就是对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责任与使命的思考，作为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，您是如何看待这场讨论的？
答：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是，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出现功利化倾向的情况下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怎样获得生活中的意义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那次讨论的原因。韦伯说，人的理性有两种，一种是工具理性，另一种是价值理性。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占多数，但是应该注意，当工具理性过于膨胀时，人们就会失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，丧失灵魂。前些年我们社会中工具理性也有一定程度的膨胀，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了几年，至今余波未消。但这场讨论不是没有问题：虽然声势很大，问题尖锐，但是讨论的深度远远不够，提出来的问题没能在知识学理上深入下去。我觉得这场讨论的学理深度，从一定意义上说还不如1922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。中国知识分子论战不穷，从“五四”以来一贯如此，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满足于立场表述，忽略了潮流背后的知识背景。因此，许多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建树较多，但在思想学术上建树较少。
问：顾准和陈寅恪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中比较典型的代表，对他们您有什么评价？
答：我觉得近年来所谓的“顾准热”，是知识界的一种悲哀。顾准思想是在七十年代前形成的，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，他的思想比较前沿，独树一帜。但是，八十年代我国思想大解放，也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文化成果，严格地说，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仔细分析顾准的思想，并没有很多的新东西。然而，十几年之后还会引起巨大反响，这是令人惊讶的。当然，我不否认顾准思想的意义，但是，顾准对问题的讨论仅仅是初步的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他来不及更深入地思考。在“顾准热”中，我没有看到有份量的研究论文，更不用说著作。所以，“顾准热”只能说明：我们有些知识分子激情有余，理性不足。仅仅凭着激情和对现实的感悟来提出问题，这还不是知识学术思考。我们尚缺乏用理性精神来梳理二十世纪中国的问题，缺乏坐冷板凳的精神。
问：前一阶段有人说，现在应该学术凸出，思想淡化，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多的争论。您怎样看待这种提法？
答：这种提法反映了一种现象，即八十年代文化热时，到处是“思想家”，90年代以来，这些人退出了，在一些专门的学术领域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，这是一种新趋势、新现象。然而，另外一些人担忧起来，认为这样就会只重学术不重思想了。这种现象确实也有，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体系的健全，职称、学位制度等等更加规范，为学者提供了空间，于是他们在专业里辛苦耕耘，就可以获得一个位置，不再有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关怀。但这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：只重一种技术化的学问，不要深刻的思想认识。你刚才讲到陈寅恪，前几年搞考古学的人，把陈寅恪描绘成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全才、全家”，外语和史料考据十分了得。他们这些人把国学简单化为“功夫”，一种工匠做的技术性工作。但是，即使是国学，背后也有很大的关怀，陈寅恪不仅“功夫”好，他对中国文化、世界文明，对当时的年代有深刻的观察。他常常说自己是“文化移民”，“文化托命者”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关怀意识。所以我们看他的《唐代政治史研究》、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并不是“全家”所能作出的，他对于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见解。所以，“陈寅恪热”中所谓的“全家”称呼曲解了他，只看到陈的一面，忽视了陈的另一面。
问：历史上，文人读书很大程度上为了做官，但是考了状元后，究竟他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呢？不是很清楚。这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无影响？
答：我认为，20世纪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社会归属感。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化都不伴随文化知识的断裂，而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开始转型，废科举，改文言，本来知识分子背后有传统文化背景，但是当时断裂了，知识分子被迫割断旧根，从西方寻找新的根。这必然产生震撼，知识分子种种思想浅薄、彷徨都与此有关。80年代时我曾经讲过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，但现在看，它只是表，不是本。知识分子的人格要撑起来，不是自己所能为的，这需要有文化底蕴。所以，今天重建知识分子人格，要重建文化上的根。现在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，就是要为建立新的根做准备。这种根应是多元的，它的资源应该是多方面的，东方的西方的都有。其次，还要建造起自身的家园，即建立知识体制，我称之为“第三种尊严”。举一个例子，美国的罗尔斯教授地位很高，有一次他在哈佛讲课，下课后学生们一直在鼓掌，罗尔斯已经走出教室很远了，掌声仍然不断。一位中国留学生问他的美国同学，我们鼓掌要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同学答，要等到大师走远了还能听到掌声为止。知识的尊严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。这种知识的尊严，不是克林顿、比尔·盖茨的，而是罗尔斯的，丹尼尔·贝尔的。这需要从制度上去建设，不是靠呼唤一下人文精神就可以建立的。
问：您说的知识缺少尊严，除了体制建设方面的原因，知识界自身是否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？
答：是的，这也和眼下知识的“通货膨胀”有关。现在个别地方有权有钱的人就能弄到硕士、博士、兼职教授等等头衔，少数大学为了功利，乱送头衔，使得“教授、博士”大规模地贬值。如果学术体制丧失了严肃的学术评价标准，一个人有无水平有无思想，还要看他的关系、权力和金钱，这就出问题了。现在问题不仅出在大学，出版系统也有。国外出一本学术书比拿一个博士学位还难，必须经过评委匿名评审，有的书修改几年后才能出版，从而确保了学术著作的水平。但是现在，我们一方面出真正好的学术书很难，一方面却学术垃圾充斥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学术体制要尽快改革，出书进行匿名评审，这不是技术上的改变，而是重建一种新的学术体制。
